古代婺商的崛起，可以说发端于唐、宋。至明万历年间，八婺大地的工商业已形成相当规模，交易兴旺。旧时的婺商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主要是依靠三个机缘：历史的机缘、地理的机缘和文化的机缘。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和经商理财的成功经验。
兰溪成了金华最大商埠
金华古代的工商业大抵起源于农副产品加工、手工业和陶瓷、纺织、造纸、印刷等传统产业。比如起于汉兴于唐的婺州窑瓷器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产品通过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运销世界各地。唐大中年间（公元847至859年），程姓铁匠父子三人创制出“永康刨刀”，至今仍被奉为刨刀祖师。婺州丝织业比较发达。据《宋商业史》记载，当时婺州产婺罗、清水罗、细花罗、婺纱、红边贡罗、东阳花罗一类丝绸产品，享有盛名。《唐六典》记载：“杭、婺、衢、越等州产上细黄白状纸。清时，婺州造纸作坊日趋发达，上细黄白状纸已是进贡名纸。南宋时，婺州已采用雕版印刷术，尤以婺州城内双桂堂的雕版印刷最为著名，现存《梅花喜神谱》就是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双桂堂刻印的。
据志书记载，从宋代开始，八婺大地的农村已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市。至明万历年间，这些乡村集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估计已拥有近百个。乡村集市的出现，推动了商品批发中心的形成，这是历史赋予兰溪的一个机缘。从唐、宋开始到明、清和民国时期，水路在八婺商人开拓市场当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兰溪有“六水之腰”（“六水”指衢江、婺江、兰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七省通衢”（“七省”指江西、福建、江苏、安徽、湖南、广东和江西）之称，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82岁的方念裕是在兰溪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末代徽商。在他写的《义乌人群与兰溪旧日经济繁荣之关系考》里，开篇就提到“旧时兰溪得水域之优势，为金、衢两江汇合之冲，踞杭、严（即严州，今为建德一带）之上首，职衢、婺之门钥，扼富春（江）之咽喉，由苏州内河经沪、杭可达兰溪，由兰江上溯新安江则沟通皖南各地。金华港接东阳、义乌、永康、武义（包括旧时的宣平县）；衢州港横贯龙游、常山、开化；松阳港通云和、丽水、温州以及福建浦城，江西玉山、上饶、广丰、河口、景德镇，以上各港均在兰溪江水纵横之内”。
1776年，一个叫亚当·斯密的英国经济学家曾对世界各地市场发展的状况作出一个判断：由于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利，因此水上交通便利的地区更能扩大市场的范围，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首先发生在这些地区。
八婺大地因拥有兰江、衢江、婺江、义乌江、永康江、东阳江和武义江这些纵横交错的水路而迅速发展起来。据历史记载，鼎盛时期在兰江上扬帆而过的有数千艘客货两用的船只，白天黑夜沿江“帆樯林立，码头人声鼎沸”（见民国十九年《浙江省航政概要》），船夫号子、脚夫号子此起彼伏。兰溪因此成为南来北往各色货物的集散地。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这些商人在兰溪开辟了95个行业、1739家行店，有独资经营的也有合资经营的。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兰溪有批发商375户，资本额达到1151398元银元，营业额估计超千万元银元。
与兰溪商业繁华景象相辅相成的是，八婺大地的农村集市十分兴旺，而且就建立在水边，可以说“有水就有市”。明万历二十四年编纂的《义乌县志》当中列有16个集市，其中大部分建在水路的边上。在明朝以前佛堂还没有集市，原因就在于明朝之前的义乌江不经过佛堂。到清朝以后，义乌江改道经过佛堂，佛堂逐渐成为比义乌县城还兴旺的义乌商品集散中心，有“小兰溪”之称。
兰溪与八婺大地其他各县的商业关系，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的特点。从明代开始，考虑到兰溪的商业地位，朝廷专门在兰溪设立了“谷水驿”和“兰溪递运所”。每年，金华府支出的水夫、马夫及修造船只的银两为4753两6钱5分，其中支给兰溪的为2852两1钱9分，约占总支出额的60%。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调查，兰溪商业年交易额为1289万元银元，金华为437万元，义乌为78万元。根据方念裕等人回忆，兰溪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八婺大地的方向标。金华等其他地方的店面都会在发票上注明“本行价格，照兰发兑”等字样。
婺商受徽商影响很大
兰溪的繁荣可以说是由整个婺商群体创造的。据志书记载，在兰溪的婺商包括义乌商人、永康商人、兰溪商人和东阳商人等，同时还包括祖籍在宁波、绍兴、江西、福建和徽州等地的商人。在这些商人当中，人数最多的要数义乌商人，而资产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则数来自徽州的商人。
据《兰溪徽商人文志》记载，在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徽州商人最早到兰溪经营的是花爆业。至明万历三年，由于八婺大地乡村集市迅速发展，到兰溪经商的徽州商人日渐增多，并向金华和其他各县扩展。在八婺大地的一些重要商业埠头比如金华、佛堂、永康、武义等地，都留下了他们创业的足迹。
离开徽州到八婺大地经商的许多人都知道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新安”即西晋时对徽州的称呼。这首诗说明金华离徽州不但地理距离很近，而且商贸和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由于在新安江上来往的徽州商人增多，从明朝开始，朝廷为了保护徽州商人的安全，还专门设立了武装巡逻船。
徽州商人在兰溪先后创办的行业有花爆、估衣、茶漆、南北货、茶食糕点、山货、地货、蜜枣加工、典当、钱庄、绸布、卷烟、酱园等32个行业。在清末民初，以户数计算徽州商人占兰溪商人总数的33.33%，而以资金计算则占兰溪商户总资本的80%以上。
至今流传在兰溪、义乌一带的“金丝琥珀蜜枣”，就是由徽州商人推向全国市场的。据志书记载，清宣统年间，徽州商人、“元泰”茶漆号店主吴竹三回到老家徽州歙县探亲。看到村里人正在制作“金丝琥珀蜜枣”，他马上想到兰溪乡间的大青枣，决定将“金丝琥珀蜜枣”加工工艺带到兰溪。当年，他在家乡聘请了制枣师傅及工人来到兰溪，在兰溪县城开办了蜜枣加工厂。在销售时，他还不忘将此枣叫做“新安金丝琥珀蜜枣”。鼎盛时期，兰溪金丝琥珀蜜枣的生产厂家就达10多家，产品远销沪、杭、穗、京、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在香港京果杂货同业公会交易市场，兰溪“金丝琥珀蜜枣”还被列为挂牌上市的名优土特产之一。
徽州商人对八婺大地的贡献还包括文化方面。清乾隆中叶，徽州商人把徽戏班带入兰溪。经过许多年演变，徽戏成为婺剧的主要组成部分，还给婺剧带来了200多个大小剧目。
徽州商人在经商当中规矩很严、笃守诚信，这从送孩子当学徒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在徽州一带，历来流行经商的传统，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就会被大人送到外面当学徒。不过为了避嫌，徽州商人之间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自己的孩子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当学徒。
在店里，徽州商人还设有“看货先生”（相当于现在的“分管业务副总经理”），专门负责产品进出。据徽商后代、曾任兰溪市委副书记的洪家骏回忆，他当时所在的布店就有“看布先生”。店里每次从兰溪后陆一带收购了土布以后，“看布先生”就要到货房内验看布的成色，将布分成“天”、“地”、“玄”、“黄”四个等级，从不马虎，从不作假。就这样，徽商逐渐在同行当中树立了威信。
婺商当中人才辈出
徽州商人这种经商之道，也影响着在兰溪经商的八婺大地其他商人。与徽州商人相比，义乌人最早到兰溪时并不是经商，而是从下层苦力干起。据末代徽商方念裕等人考证，义乌人到兰溪最早的行当是撑乌篷船（又称“义乌船”）、当脚夫和火头（厨师）等。
清人窦镇在他的《兰溪竹枝词》当中写道：“义乌老少尽堪怜，个个撑篙齐用肩。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还停船。”可见当时的义乌人就在兰江上以撑船为业。另外，在义乌民间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妈不要帮我愁，我长大了到兰溪当火头”。据说，给徽州商人做厨师十有八九是义乌人，这主要是义乌人吃苦耐劳，给徽州商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些义乌人在与各路商人的频繁接触当中，在逐渐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学会了经商之道。到清末民初，当火头的义乌人开始经营菜馆饭店。据调查资料显示，上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兰溪城区较大的饭店菜馆就有万春仁、冯恒顺、冯广顺、陈人和等18家，其中90%左右为义乌人所开。此后，义乌人还先后发展了为航运业做配套的牵索和麻袋、糖坊、炒货、箱包等25个行业。
与徽州商人一样，义乌商人也以诚信团结为宗旨。他们在兰溪建立了“互助互济”的同乡会和会馆，出现了杨镜华、丁承贤、冯光登、丁光银等一代巨贾名商。
丁光银从小爱好读书，年少时随撑乌篷船的父母来到兰溪。到了25岁，丁光银的生活依然拮据，“衣衫褴褛，粮无隔宿”。因无钱治病，他的父亲在乌篷船上去世，留下母子相依为命。丁光银接替父亲在兰江上撑乌篷船。由于他头脑灵活，给商人们运货时会替对方考虑，善于与厘卡（旧中国的征税机构）周旋，深得火腿行商人蔡源发等的赏识，举荐他为“驾长”，乌篷船的生意渐有起色。一些货主信得过丁光银，由他运货往往不随货同行。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一天，严州的一位周姓粮商找丁光银托运200担白米。周姓粮商说，这些米是运往临浦（今萧山辖区）的，他三天后到那里取货。但是货运到临浦后，丁光银迟迟不见周姓粮商出现。于是他把载着大米的货船停在临浦埠头，在半年当中一直打听周姓粮商的消息。因船难以卸货，不能接货返航，丁光银的生活难以为继……他的诚信之举一时传为佳话。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后丁光银成为一代巨贾，在兰溪、香港开了火腿行，还在上海从事房地产业。
近代兰溪药商很活跃。据兰溪药商后代回忆，民国之前，除了张如泰、三益堂、鲍太和等少数行号以外，当地市场基本上被兰溪药商所左右，最著名的要数诸葛父子。清咸丰年间，诸葛堂斋跟随着岳父王老将，往来于广东贩卖药材图利。后来，他在兰溪城内水门上首开设了“天一堂”药店。他的儿子诸葛泰颇有儒商风格，注重人才培养。在兰溪西部办起了“宗高小学”后，他又支持当时举步维艰的兰溪县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长，并重金聘请上海名医张山雷担任教务主任。到日军侵华兰溪城陷落学校停办时为止，已毕业12届学生，共计550多人。
当时永康商人、东阳商人在兰溪主要以铁业、洋铁业为主，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会和会馆，出现了名震一时的大商人，比如陈子清、周新泰等人。清朝宣统年间，陈子清的父亲陈应道从永康老家一个叫前垄的地方出发，在兰溪开办了“陈隆顺铁店”，以零售为主。后来，陈子清在当地商校毕业后子承父业。但他没有走父亲的老路，而是将铁器店改造成批发店，从而带动了兰溪、永康等地铁器业的发展。在抗日战争前后，陈子清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看到一些紧缺物资在八婺大地十分走俏，就抽出一部分资金，做起了德国颜料和英国煤油的代理生意。解放初期，他把1000桶煤油捐赠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成为“爱国商人”。
在八婺商人共同努力之下，兰溪一度成为浙江商贸中心。清嘉庆年间，看罢重修的《兰溪县志》，金华知府严茶挥笔写道：“兰溪为浙东要会之区，甲于婺郡。”此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兰溪考察后，也发出了“兰溪亦浙江大市场”的感慨。
不过，自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杭州至江山铁路、金武永丽公路开通后，内外货物改道分流，金华的经济枢纽地位日益显现，逐渐超过兰溪，成为浙中经济中心。一些在兰溪经商的婺商纷纷把资本投向金华，建立了分店和独立的批发店。民国二十五年，金华与兰溪的商店数量已经持平，各为2000多家。民国二十六年后，上海、宁波、广州、汉口和杭州等地沦陷，浙江省政府及一些工商企业迁往金华等地，金华更加热闹，货物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一度成为浙东南繁华的都市。
清朝时期，在金华开办的店行有估衣店、典当行、钱庄、火腿店和布店等30多个，仅仅布的月销量就达10万匹。在布行当中，最著名的要数祝裕隆布店。其老板祝丹山穷苦出身，因不甘忍受非人生活，只身从外地逃到兰溪谋生。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他在金华设立了祝裕隆布店，首次建立了店主所有权与职业经理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据专家考证，这要比西方实行职业经理负责制提早了100多年时间。
祝丹山全权委托徽州商人打理店面，立下两条店规：一是祝氏店主除了年终由各房推举代表（董事）来店里议事、听取经理的经营情况报告、决定经理去留以外，平时一切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奖罚权均由经理行使，店主一概不加干涉；二是祝氏店主亲属一律不得在店内任职，包括在店里当学徒或一般员工。住在城区的祝氏家族成员，不得在店里赊欠银两和货物或拿店中东西，住在乡下的祝氏家族成员有事来城里，只允许在店里住一宿食两餐，不得多作滞留。
祝裕隆在金华创业200年，传至七代，还在兰溪城里和游埠开了分店，附设染房，并在上海、宁波两地设立座庄，专事采购，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惯常说法。到鼎盛时期，祝裕隆资本超过百万银两，从业人员160多人，年销数十万匹布。
婺商的资本运作
旧时的婺商，资本来源多种多样，大致分为以下几种。一、共同资本，合伙经营。这是一种类似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在旧时婺商当中较为普遍，大致分成四个阶段：一家合资、同宗合资、同乡异姓合资和非同乡之间的合资。二、委托资本。由资本所有者授予资本给商人经营。这种现象在旧时婺商当中也较为普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整个商店的业务和人事等。除了前面提到的祝裕隆之外，还有郑三阳布店、章恒升酱园等。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开始，义乌商人陈孝三首次出现在职业经理人的岗位上，打破了完全由安徽商人充当职业经理人的格局。三、劳动资本。比如义乌人就往往是从底层干起，等到积累了一定劳动资本后才一步步走向经商之路。另外，还有同乡会和亲戚资助的援助资本等。
而且，旧时婺商的经营能够做到审时度势、灵活多变。民国初期，一些工厂为了打开销路，规定进货者可以先提货，到月底结付货款。许多婺商利用这种进货特点，以微利经营争取快销，同时采取“批发起点低、批发利润低”的办法来扩大销量。
旧时婺商与婺商之间、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还出现了“以票兑币”、“赊销经营”的方法。
在兰溪的商人们，除了与外埠的商人存在资金往来以外，在本埠商人之间也有资金往来。由于彼此认识，一个店行开具的票可以到另一个不相同的店行兑换成钱币，木行的票可以到纸行的店里兑钱，而且从不赖账，也不会延期支付。这种“以票兑币”的方法基于彼此之间建立的诚信关系，给资金更大范围的运作奠定了基础，算得上是当代银行业的雏形。
“赊销经营”则是在徽州商人当中先做起来的，随后传给在八婺大地经商的其他商人。据说，赊销生意的对象主要为一村一乡或一镇一城当中的常年客户。对每个客户，均采用立户头、记账摺的方法。客户只要拿着账签，就可以到店里购买产品或提货，不需要当场支付货款。根据账签，店里的账房先生只要在客户所列的户头上记下日期、货物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即可。到端午、中秋或年关，店家就会上门收账。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之下，这种方法可以稳定各自的客户，从而广开销路。这种方法也基于彼此之间建立的诚信关系。可以说，旧时婺商创下的成功经营经验，并不比当代婺商逊色。（蒋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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