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商是浙商的重要一支。与其他地方的许多浙商一样，当代婺商已在全国甚至世界同行当中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但生于斯长于斯，当代婺商免不了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许多人批评金华各县市之间婺商与婺商一直难以形成合力，义乌人依托义乌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国内外做他们的小商品生意，永康、武义人依托五金产业走自己的道路，而兰溪人则延续着药商的传统……但这种批评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金华各县市在产业分工上存在明显不同，但当代婺商却继承了同一种地域文化和时代文化。

早在北宋时期，婺学领袖人物之一陈亮就在八婺大地传布他的“农商并举”理论：“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相病。”到了当代，八婺大地已进入工业化文明的初、中期阶段，但“农商并举”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时代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在求学不能的情况之下，鼓励经商和学手艺一直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只不过有一段时间它被压抑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地域文化基因，当代婺商“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这个“雨露”和“阳光”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关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八婺大地活跃着9万多家中小企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为6比53.4比40.6，农业在产业结构当中仅占6%。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之下，当代婺商完全改变了八婺大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

在草创时期，当代婺商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出身贫寒，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在研究浙商时，有人就戏称浙商是金庸笔下的“丐帮”。人称“常青树”的飞鹰集团创始人吴少华是办厂最早的人物之一。在办厂之初的1967年，他的厂子固定资产只有3个铁墩、7条木板凳和9把铁锤，人力资本就是包括吴少华在内的9个“泥腿子”。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也是农民出身。因为家境不好，16岁那年他就跟着一个木匠只身来到诸暨学手艺。中国豪华客车企业巨头庞青年也出身农村，6岁开始放牛，16岁还在林场里割草。上世纪80年代初，东阳籍企业家、上海复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广昌还在东阳中学咀嚼着没有多少油味的霉干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饰品业的“大姐大”周晓光刚放下卖绣花品的担子，从老家的小山村到哈尔滨等地闯天下。浪莎集团董事局主席翁荣金、总裁翁荣弟兄弟俩，从义乌老家出发到广州纺织品市场“沙里淘金”。类似的例子在婺商中不胜枚举。

 难用一词概括婺商整体形象   

从宋朝开始到民国时期，在我市的商帮曾出现过三次崛起，首先是徽商的崛起，然后是“龙游帮”的崛起，最后才是本地商帮“金华帮”的崛起。“老上海”习惯于把从八婺大地走出去的商人统称为“金华帮”。据说在当时的上海滩，“金华帮”统领了酒业等多个行业。后来“金华帮”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改革开放后婺商开始了第二次崛起。在浙中区域内，他们建起两块经济高地：一是以义乌为首的小商品市场高地，一是以永康为首的五金制造业高地。在发展过程当中，婺商左冲右突，开创了两大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先市场后制造的“义乌模式”，一是先制造后市场的“永康模式”。   

创业之初，大多数婺商迫于生存压力，四处寻找出路。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义乌商人开始外出跑市场，在青海、四川等不少省市都留下了义乌商人的足迹；而永康商人则继承五金业老行当，办起了方岩五金厂等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培育出了新一代的永康婺商。东阳商人则以建筑业起步，出手不凡，每到一个地方就打下一块地盘。然而，各自为政的弊端，在于未能树起婺商整体形象。   

婺商不愿以金华人自居   

我们似乎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婺商的整体形象。因此，当我们在媒体上放言，要扛起婺商这面大旗时，也从各种渠道听到了**。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由于八婺大地语言互不相通，妨碍了婺商之间的团结和交流。   

可是，温州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国内知名咨询管理专家周永亮博士创作《温州资本》时，曾前往温州调查。他在书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温州)乡镇之间语言的不通与交通的闭塞一道，在客观上形成了温州地区内的地方割据状态。”可是为什么温州各县市都能以“温商”为荣呢？有人说，在外面创业的婺商不愿以金华人自居，可能与我市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关。然而，温州各地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均衡现象，却并不妨碍大家共同举起“温商”这面大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现在的婺商不愿以金华人自居？我想，其中的主要理由有二。   

一是“小金华”的经济传统。从宋朝开始，八婺大地工商业气氛逐渐浓郁。在明朝开始，金华已懂得广开财路，招商引资，鼓励兰溪等水路要塞之地发展商贸业，在机构设置和开支上给予政策倾斜，吸引徽商等全国各地的商人在兰溪创业。《康熙金华府志》曾记载，明代金华府共设三驿二所，兰溪占一驿一所。驿所每年支出水夫、马夫及修造船只费用花银4753余两，兰溪占60%。所以，当时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之谓。   

二是金华当地居民经商意识不浓。谈到婺商的经商思想根基，我们自然会想到永康南宋状元陈亮提出的“农商并重”观念。他和温州经商思想鼻祖叶适过往甚密。陈亮把天下豪杰分成两类：一类是能“把笔为文”的士人，一类就是东阳郭彦明之类白手起家的经商人士。在永康，除了发展这种思想以外，陈亮还躬身实践经商之道。后来，陈亮将这种思想带到妻子的娘家———义乌，陈亮在义乌、东阳两地收留了不少弟子。受金华学派鼻祖吕祖谦邀请，陈亮也曾到过金华讲学。尽管吕祖谦也发表过研究货币之类的论文，但南宋淳熙五年在写给陈亮的一些书信当中，他一直流露出反对像陈亮一样的士人经商的思想。   

另外，与我市其他县市相比，金华拥有八婺大地最大的一片盆地，农耕生活的富足无须当地居民奔走他乡，谋取生计。因此，我们在历史典籍当中只能看到徽商、“龙游帮”以及武义、东阳、永康、义乌、兰溪等地的商人活跃在金华这个盆地当中的身影。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曾说过，“精神气质”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从宋朝开始，注重经商的传统就一直没有在永康、义乌等地间断过。改革开放以后，主张经商的文化传统也让义乌、永康等地的人抢占了宝贵先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市的经济模式也开始发生转变，“小金华”的经济传统已被打破。最主要一点，就是许多婺商开始在“大金华”的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东阳、金东、婺城、浦江等地已再造了半个“义乌”，在武义、东阳、金华以及缙云等地则再造了半个“永康”。   

如果从源头算起，婺商群体的创业史只有几百年；而当代婺商的创业史则更短，仅20多年时间。当代婺商和古代婺商相比，时代背景不同，但却拥有许多相似的精神气质。   

婺商务实而且低调。如今在众多婺商当中，可以经常在媒体上见到踪影的还不到20位。温商要比婺商会吆喝得多，研究它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到目前为止，我市还没有一本专著系统地分析婺商群体的古往今来，值得好好挖掘。   

婺商拥有吃苦耐劳精神。目前还在艰难创业的婺商，平时依然保留着节俭之风，两三个小菜就可以解决一顿，一年到头很少休息，许多婺商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而且，婺商敏于市、躬于行，模仿能力很强。如今在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可以看到婺商的身影。他们成功的原因，主要就是善于把握各地的商机，然后迅速付诸实施。   

但与温州商人相比，不愿以金华人自居的婺商身上缺点也十分明显。义乌商人走出去可以打“义乌”的牌子，永康商人走出去可以打“永康”的牌子，但金华其他地方的商人走出去又该打什么牌子呢？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眼光来看，金华各地的商人各自为政是对区域资源的一种浪费。   

在写作“辉煌婺商”这组系列报道时，发现许多婺商会时不时流露出一种孤寂感，害怕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其实，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商人群体还没有形成一种归属感。接受记者采访时，许多婺商还流露出“小家子气”。在思想观念和经营管理上，他们始终拾人牙慧，没有朝着更大的方向去考虑自己的发展空间。   

目前，大多数婺商所从事的产业依然为传统的日用品产业。在基础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之下，婺商的事业一片红火。但10年以后、20年以后，在基础消费需求逐渐满足的情况之下，婺商的事业还会像现在这样红火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摘自金华新闻网 作者：蒋中意)